1971 年，巴西高级军事法院宣布鲁本斯·派瓦 (Rubens Paiva) 并未被捕的文件。

如同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丈夫死后，尤尼斯始终彷徨在法的门前，与那利维坦般的官僚机器搏斗，只为替丈夫取得一份正式死亡证明，并借此促使政府公开军事独裁时期的档案，以还原历史真相。25年后的1996年，她终于获得了那份她苦苦追求的文件。电影《我仍在此》的叙事，到此便要告一段落，其后的内容，仿佛不过是补遗。

卡夫卡没有完成他的《城堡》，这部小说的结局也同样停留在作家的口述中：K在临死前得到了城堡的回应，《我仍在此》也并没有如一般商业电影般的完满结局，和K一样，尤尼斯收获的这份回应，仅仅意味着那架官僚机器的些许松动，他们的搏斗还要继续下去，只是他们已再无余力。尤尼斯逝世多年后的2025年，巴西政府再次更新鲁本斯的死亡证明，明确其乃是死于军政府之手。

1996年，尤尼斯拿到了丈夫的死亡证明文件。

2025年，巴西政府再次更新鲁本斯的死亡证明，明确其乃是死于军政府之手。

仅仅以粗线条勾勒尤尼斯的一生，我们便可窥见其中的戏剧张力。但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没有将《我仍在此》拖入类型片的流水线，处理成商业化的大开大合的时代剧。和他上映于2004年，曾获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最佳外语片奖，改编自切·格瓦拉早年经历的《摩托日记》一样，《我仍在此》有一个文学母本，即尤尼斯之子马塞洛·鲁本斯·派瓦撰写的同名回忆录。我们能够发现这两部电影风格的连贯性，时代的洪流成为背景，日常的涓涓细流取而代之。那些本可以惊心动魄的情节，被刻意地去戏剧化，变得像一则日记般朴素、平淡、内省。

若将这两部电影，与同题材的韩国电影《辩护人》相比，我们便能见到个中差别。《辩护人》有着堪称典范的商业片节奏，情节的展开有如洋葱皮被剥下，一层叠着一层，导向电影核心的戏剧性场景：主角在法庭上控诉军事独裁非正义性的慷慨陈词。透过这些极富张力的情节，影片呈现出主人公从小市民向孤胆英雄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