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构思出一首诗的时候，睡与醒没有太大的区别。”

五一档口碑最好的新片《大风杀》，蕴含着某种超越了日常秩序的叙事野心。电影关于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主线具有很强的设定感，1995年是中国全面禁枪政策实施的前一年，曾经的口岸城市，如今的弃镇忙崖遭遇了一群为财富而来的悍匪，在被隔绝了外界通信后，风沙即将到来，民警夏然和另外两位同事遭遇了假死越狱的悍匪大哥北山，和他心怀鬼胎的手下们。

看过《大风杀》的人，会试图在这个讲述时代变化的故事里找到隐喻、或者一种类型定位。有评论将其看作武侠片，风沙中的古城，暴力有着凌厉的表达，人物的台词写意。有媒体将这部电影视为西部片，还有人认为这部电影接近战争片，双方对峙，减员一直在发生。

这些解读或许在导演张琪的表达之外，《大风杀》对他而言首先是一个母题，一个关于困境的表达载体。在末日和困境的情况下，反而带来了超越日常秩序的简单和自由。对张琪来说，重要的是主题，而《大风杀》在提出问题后，试图去解释人在困境之下的选择。

在困境之中，人的行为充满着矛盾性。匪帮老大北山试图在团队中建立忠诚的理念，但在时代变化之中，他的理想被一群临时工所粉碎。在张琪看来，北山所追求的是让他毁灭的东西，而他苦苦追求一生的事物，其实一直在自己身边。这种概念的相对性隐藏于日常之中，但在这样一个极具张力的故事里被表达了出来。

在类型之外，《大风杀》更像是导演做过的一场漫长的梦境。这个梦境关乎他成长的90年代，那时他身处与忙崖相似的大学城中，通过电影开始了解这个世界的想象力，90年代也因此开始展示出其新奇和丰富之处。

电影则是梦境的萌芽，在张琪的幼时，他的父亲有两个碟柜，一个放置白天放映的主流的商业片，另一个放置的是在夜晚和凌晨观看的恐怖片或者其他电影，在有一天突然醒来后，他在梦缝后观看了《惊情四百年》，这是一部用感受，而不是用大脑来看的片，最后也成为关于90年代的记忆和梦境。

张琪认为，自己将《大风杀》每一场戏都当作回忆来拍摄，更完整地来看，这部电影像是一场梦。在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里，主角看着人群存在，然后又消失，在存在和消失之间，梦境也在剧烈的变化中结束。

《大风杀》导演张琪

以下是界面文娱对话《大风杀》导演张琪：

英雄不应该是救世主，也不应该是个人主义的载体

界面文娱：在之前采访中，你提过自己喜欢困境题材和末日影像，这类作品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张琪：“末日”和“困境”与其说是题材，不如说是一个可以放入各种类型命题。末日的氛围代表着某种失序，在这种困境下，你最需要做的事就是求生，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变得特别简单，你要做的事情、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其简单。

因为它简单，所以最好和最坏的结果就变得特别清晰，能给人带来某种程度的自由感。威胁是明确的，日常生活中让事情变得复杂的干扰性因素会被清除。在这样条件之下，会很容易揭露生活的真相。

界面文娱：可以理解为你更愿意在这样一种困境的题材中去讲述真相，而不是说将其放置在日常秩序中。

张琪：因为日常的秩序干扰项太多，你很难清晰地拨开各种干扰项，直接讨论人的本质性问题。

界面文娱：这种偏好是如何产生的？

张琪：这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从小成长在一个大学里，那所大学当时建在荒地上，有自己独立的生态。我要坐车1到2个小时，才能跟所谓的城镇生活、甚至乡镇生活有互动。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环境，四面彻底被墙围起来，90年代很多地方是那样。

某种程度上，我天生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出生的。那个环境跟电影中的忙崖镇特别像，有自己的生态，有水电油供应设备。四周都是野地，能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由于那时信息匮乏，电影成了我认识世界的唯一方式。我从7岁开始看电影，然后彻底沉迷。我会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并且去寻找不同的版本，当然还有花絮，评论音轨，幕后故事等等。我第一部有感受的困境题材是《异形》，《巴西》（Brazil）我也特别喜欢。《银翼杀手》在我看来也属于困境题材，是关于一个人的困境。

还有童话，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童话是《彼得·潘》，也很着迷于故事里的梦幻岛（NEVERLAND），那是一个不需要长大的世界，

但我总会感受到，对于彼得·潘来说，这个岛也像他的困境一样。他不想长大，也很努力地把不想长大的孩子们都带到岛上，维系着似乎没有烦恼的部落慢慢变成了他的巨大执着。

对于我来说，彼得·潘最大的敌人不是那些有形的反派，而是时间。时间意味着成长，意味着变化。意味着梦的支离破碎。故事里有一只吞掉了钟表的鳄鱼，那是小时候最让我害怕的角色。

从这种角度来说，彼得·潘也像是北山的原点。

界面文娱：有部分观众不太理解中国出现相对孤立区域的设定，可能是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对你提到的90年代存在这样的区域缺乏认知，所以会觉得忙崖这样的地方超出认知，甚至认为是刻意塑造的场景。

张琪：其实没有必要那么严肃地去想，理解这件事挺简单的，只要去画一下你生活的半径，你所有认识的人，会发现自己可能五年、十年、二十年都生活在一个区域当中。当你真正把这个区域画出来的时候，你也许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好像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广阔，也没有自己想象的有那么多可能性。

更何况我们还在受时间所限。我下载过一个倒计时APP。它可以每天都提醒你人生还剩多少天，当你试着用这种方式看待生命的时候，会有某种奇妙的感受，也许电影中困境的含义也包含着这种感受吧。

当然还有很多可以理解的方式，这也与年龄和认知无关，像是死亡，身份，还有那些不可改变的变化，它们自我们出生起就一直陪在我们身边。

所以对于我来讲困境是一个命题，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母题，我们不一定要把注意力限制在一个周围都是荒漠的90年代城镇，这电影其实也不是在讲这里的风土人情。

界面文娱：你希望通过电影去探索人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抉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类型的故事作为载体？

张琪：一开始看到的故事，跟现在的电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那是一个精彩绝伦的动作片，有英雄，有巧计，有大量惊险刺激的动作场面，但那好像不是我想讲的故事。我只是对其中群匪围城的情境特别有感受。

值得一提的重大改变，就是对电影中英雄的理解，我认为英雄不应该是救世主，也不应该是个人主义的载体。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电影的英雄人物，似乎都从自我出发，他们相信个人力量的决定性，相信世界上所有事都要围绕着自我运行。我不认为这对人有什么帮助，更像是某种意义的麻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