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凯：“写作的权利”这个问题很关键。在过去几百年的文学史/思想史中，有关女性的许多重要概念或命题好像都是男性提出的，例如易卜生写的娜拉出走，鲁迅写的娜拉走后怎样。

前段时间我读到日裔美国作家凯蒂·北村（Katie Kitamura）的一篇访谈，当被问到为什么前两本书写男主角，后三本书转向写女主角时，她的回答大意是：在文学界书写男性角色总是更容易的，你接受的几乎所有文学史和创意写作训练都在教你写男人，而写女人更难，写作训练本身也是性别结构。

还有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性形象——包法利夫人。去年《纽约客》有一篇文章写到，福楼拜最知名的那句“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其实是他对一位女性友人说的，她叫艾米丽·博斯凯（Amélie Bosquet），是法国当时的一位激进女性主义者，她和另一位福楼拜当时的情人、作家路易丝·柯莱（Louise Colet）被认为启发了福楼拜的写作，在当时，博斯凯也写作了另一本小说，剧情和人物跟《包法利夫人》非常相似，却远远没有后者有名。从留下的书信来看，福楼拜与她们都发生过争执，甚至最后分道扬镳。总之，《包法利夫人》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福楼拜从身边女性汲取的灵感，但这些女性自身的写作却远没有达到福楼拜那样的成就。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