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在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活动正式开始前，姜文就打破了主办方预先设置的规则，婉拒了两位嘉宾代为转达已经收集好的读者提问，提议两位还是说“自己”想说的，也让到场的观众提他们想提的问题。“这个活动不是叫‘读者日’吗，有人‘代言’算怎么回事。”当有观众举手时，他说：“不用征求我的意见，直接站起来说。”后来的观众席上不时有多位观众同时起立喊话，主办方甚至来不及递上话筒。

在1994年上映《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姜文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产出速度。但从第一部作品，到2018年上映的《邪不压正》，这些影片在观众层面收获的反馈并不总是相近。当被问及对此如何看待时，姜文笑称他是容易“交浅言深”的人。他解释说当说话人觉得自己在和对方“交心”时，听到话的一方“不一定觉得舒服”，或者说“人家没做好这个准备”。

姜文坦言，自己曾经也很关注互联网上的影评，甚至还匿名和对方激辩。但一段时间后，他已经不太看评论了，开始接受“当一件作品一旦离开创作者的手，就不再属于你了”。他提到了鲁迅和围绕鲁迅作品的研究，笑称鲁迅当年写出那些作品的年龄比很多人都年轻，却被今天的人有时称为“老爷子”，“双方如果要商量，很多时候真聊不下去”。嘉宾席上坐着的鲁迅作品研究者、学者许子东笑而不语。

从这个角度来看，姜文直接回应说：“我怎么可能让别人聊到我心里去。 ”但他同样觉得，只要别人愿意聊就很好。他表示其中的误解占大部分，“我肯定没想那么多，或者我想的不是那件事”。

活动现场，坐在嘉宾席的另一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接过话筒，询问姜文影片中是否确实有更深层的意味，并追问电影结尾处留下的那个问题“火车要开往上海还是浦东”怎么理解。姜文以鱼塘作比，称任何从这个水池中出来的作品都不可能摆脱水池的影响。至于后者，他直言在作为北方人的他看来没有区别，“用长焦镜头拍摄时，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他笑称，火车总是需要一个目的地，而很多地方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就需要换个名字提高知名度，“比如阿那亚”。

谈及如今电影界内部的生态，姜文认为成为好的导演需要从编剧开始，或者有些好的演员也能成为好导演，后者直接将剧本变成了行为，这是其中的便利。当被问及如今年轻一代的演员有时会感慨如今业内的氛围似乎不如从前，代际之间缺乏围绕业务本身的更深入的对话，他对此怎么看时，他觉得电影界互相称呼“老师”更像是一种挖苦，而跨越代际的交流很多时候其实“聊不到一起”。

现场有读者摘出姜文在前不久北京电影节活动现场的发言，当时姜文曾表示电影结束本身只是一个工具，或者一个话筒，“但是你要说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态度，自己要说的话，那你会很受罪”。当被追问在如今这样一个“乌卡时代”（VUCA，指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具有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世界里），该如何确立这种“态度”时，姜文笑称听不懂什么“乌卡时代”，他回忆说年轻时也曾感慨自己所处的境遇特殊，但后来逐渐发现“其实没那么大区别”，否则“就读不懂别人的书了”。